2021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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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界》传播学年度综述课题组成员包括：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于瀛、秦艺丹、张世超、丁洪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本文主要关注2021年刊载于两岸四地学术期刊中的传播学研究，由十位研究者共同参与文章的收集与筛选，筛选标准主要是文章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发现与创新。本课题组兼顾主题聚类，最终将遴选出的传播学研究方向的文章分类整合成以下八个专题，进行简要论述，分别为：媒介理论、媒介的时空之维、平台与数字劳动、“明星-粉丝”关系与饭圈文化、数字媒体赋权、疫情与健康传播、物质性与身体问题、算法与人工智能。

一

媒介理论

（一）德国媒介理论的深入发展与论争

近几年，德国媒介理论或者新德国媒介理论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西比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的理论相继被介绍到国内，相关的理论引介也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进展。如基特勒“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媒介观进一步得到阐述，在他看来，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媒介技术的挑战，导致了身体的显露与灵魂的消逝，而数字媒介更是凸显出媒介的主体性并伴随着人类主体性的消逝（郭小安，赵海明，2021）。克莱默尔反对基特勒式的“媒介基要主义”，她提出的“邮递”（postal）模型（又称作“信使”模型，messenger model）得到更深入的探讨。在接受中国学者的访谈时，她进一步澄清媒介不是某类特定的事物，应把“媒介性”视为一种方法性视角，而“使之可感知”的过程是中介的核心（曾国华，毛万熙，2021）。但这种信使模型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如徐生权（2021）指出信使模型回避了媒介中介过程的复杂性。媒介不仅会反射世界还会“衍射”世界，这种“衍射”意味着媒介是对世界的“纠缠”式“再现”。在对媒介的“中介”过程的理解中应该多一种“纠缠”式的理解。

与此同时，其他德国当代媒介学者的理论也不断被引介到中国。诺伯特·博尔兹（Norbert Bolz）基于本雅明理论发展出来作为“感知”理论的媒介美学（吴余劲，2021）。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将视野拓展到当前以软件和算法计算为基础的数码档案或数码记忆，也对媒体的时间性或机器时间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胡新宇，2021）。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在其《中继：作为邮政体系之一个时代的文学》（1993年）中，就邮政体系对文学创作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在《数码通道》（2003）一书中，对数字技术和数码媒体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考古学研究。但是对于媒介考古学无所不包的研究对象、缺乏清晰的研究焦点与方法等也有很多反思与批判。如《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2011）一书被批评为“各种研究的杂乱罗列”，全书缺少统一的概念框架，给人的总体印象不是在“媒介考古”，而是在“考古媒介”，发掘出各种不同的“媒介”——好比“与小人儿捉迷藏”（黄旦，2021）。结合中国的语境，如何立足当下并找到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进而与西方进行理论对话仍然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二）媒介化理论与STS理论

德国之外，“媒介化”也是欧洲媒介社会学界超越效果研究范式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关于媒介化的探讨充满了分歧，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以“两种传统”（two traditions）概括这种分歧。一条是以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为代表的“制度传统”（institutional tradition）；另一条是以库尔德利和赫普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传统”（socio-constructivist tradition）。为了解决结构/能动的二元矛盾，赫普和乌维·哈泽布林克（Uwe Hasebrink）在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关于“型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播型构”（communicative figuration）的概念作为“媒介化”的社会联结形式（戴宇辰，2021a）。但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却认为媒介化在概念上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它只是复制了一个概括的、推测的、演绎的假设，说服力不够（王鑫，2021）。胡翼青、陈洁雯（2021）也指出夏瓦保守的学术态度，几乎葬送了整个媒介化理论的前途。媒介本身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基础且不容忽视的重要视角。媒介化理论若想对当下媒介现实有更强大的解释力，应当紧紧把握住媒介无形无相的在世存有是怎样再造时间、空间和秩序的。否则的话，这一理论的革命性将戛然而止，而媒介化这个概念也会被当成没有理论内涵的生活常识。

作为技术机器系统的媒介，与有机体系统、社会系统互嵌共生，日渐成为直接驱动人类社会运作的动力和机制（孙玮，2021）。但整个媒介化学派在各种场合指责基特勒为代表的德国学派以及麦克卢汉为技术决定论者（胡翼青，陈洁雯，2021），媒介技术本身完全被“黑箱化”的做法也难以说服很多持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那些围绕技术及其使用所产生的社会性的协调和冲突不应消失不见。开启黑箱意味着将社会性注入技术的讨论之中，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中的“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路径关注某项特定的“技术物”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被生产、推广以及使用，将媒介“在地化”也成为题中之义（戴宇辰，2021b）。

二

媒介的时空之维

（一）媒介与空间研究

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或者去疆域化与再疆域化一直是媒介空间研究中重要的议题。一方面，现代媒介让传播关系突破地理社区的边界，在广阔的时空中组合、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熟人社会关系形成冲击，削弱了乡村认同。但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也通过积极参加秦腔、皮影戏等公共文化活动，建构相应的媒介空间来维系原有的文化传承和乡村认同（关琮严，2021）。在对电视生产社群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尽管新媒介技术使得“电视湘军”以“游牧者”的姿态面对变动不居的空间生产实况，但他们表达出基于“湖南核心性”的稳定的恋地情结（田元，冯应谦，2021）。媒介提供的“可见性”成为形塑社会的关键力量，更进一步，媒介权力能够通过社会空间的可见性“生产”出特定的主体性，并塑造个体的记忆模式（戴宇辰，2021c）。伴随着社交媒体等新媒介的出现，混杂了虚拟与真实的网络地点成为标识个人、族群身份与想象的新方式，那些濒于消失或遗忘的记忆被重提、唤起（孙信茹，王东林，2021）。

数字技术的普及也重塑了人类对空间和空间性的感知和体验，如地图类APP通过使用具有定位功能的设备和地理编码内容，使得社会关系被空间化，生成了独有的多重共现的关系空间。数字空间媒介化身成关系关联平台，由静态的“可感”代码制品和动态的“可视”编码实践联合构成（徐迪，2021）。即使在地铁这样封闭的“非-地方”（non-place）中，借助手机等ICTs所中介的移动，乘客可以“定制”自己的移动节奏，也可以暂停移动或者积极地内化各种节奏（戴宇辰，孔舒越，2021）。但在具体物理移动和传播的过程中，空间移动方式和感知仍然是基于身体的，作为移动媒介的身体，不断实现着场景的坍塌与重建（谢卓潇，2021）。虚实交融的赛博空间成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空间形态，手机用户线上信息环境的组织和线下肉身主体的行动串连起来。媒介导航的城市化生存，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孙玮，2021）。

作为半公开社会生活场所的社区也在新的移动范式之下受到学者的关注。谢静（2021）提出了作为第三地方的“移动社区”，强调传播构成社区的观念。借助于新的传播技术，新游牧时代的移动能够在身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之间建立新的关联和融合。还有研究者在关注自组织社区的空间生产和空间分配时发现“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的双重过程（张弘莉，2021）。在更大层面上，整个城市都与数字媒介结合在一起，生成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媒介”统一体（胡翼青，张婧妍，2021）。

（二）现代性批判与媒介时间

在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看来，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一直都忽视了“时间”问题。他宣称加速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晚期现代性的社会病症，这一病症表现出了新的异化形式，并引发了现代人的时间危机（连水兴，陆正蛟，邓丹，2021）。如何充分利用时间，成为“时间的主人”也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这其中，时间约束型软件以一种逆向的“占有你的时间”契合了用户反连接的诉求。通过使用该种类型的软件，人们获得了一个帮助提升自我认知的、简化的时间和生活节奏流程图，从而将生活回归到现代性时间框架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我在时间上的“能够”和整体生活的全方位建构（孙文峥，2021）。但“新的移动范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提倡在研究运动和加速的同时也要关注停顿、等待、滞留、放慢等各种非移动和减速现象。在各种“慢实践”中，“慢媒介”运动主张人们从手机、电脑、网络等数字技术回归到纸张、书籍、胶片等传统模拟技术，以传统技术之“慢”对抗数字技术之“快”。但在关于手帐的研究中发现它仍然强调对“快生活”的追求，加速移动所带来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同样回响在纸质页面上（袁艳，2021）。

但韩炳哲认为“加速的时代业已过去”（韩炳哲，2009/2017：1），在他看来，当代的时间危机并不是罗萨所说的“加速”，而是时间的“消散”（连水兴，陆正蛟，邓丹，2021）。因为数字化时代的时间是“点状时间”，数码设备的可移动性使得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工作岗位与非工作空间之间的界限愈渐模糊，“每个人就如同一座劳改所，将工位带在身上”（韩炳哲，2013/2019：52）。移动信息传播技术强化了媒介、资本与时间的共谋关系，深刻影响了现代人在时间规训下的生存境遇。数字资本通过时间规训，建构了“即时”生产制、弹性工时制、时间压缩与高效生产、定时与劳动同步化、时间商品化等多样化的数字劳动景观（吴鼎铭，胡骞，2021）。这种景观使得数字劳动时间完美地与人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生活时间相融合，尽可能地创造数据量。最终，数字资本通过对生命时间的侵占进而呈现出一种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术（温旭，2021）。

尽管我们似乎感知不到机器运转的时间消耗，但全球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值得重视。戴维·莫利强调“等待的政治”，即一个人花在等公交车、等医生预约、等别人接电话、在机场排队登机的时间，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王鑫，2021）。

三

平台与数字劳动

平台的发展内嵌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脉络之中，体现为企业扩张与国家规制的双向运动。平台企业试图以输送技术革新和经济改革的关键理念的形式，将平台经济塑造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国家行为和政策法规的转变（王维佳，周弘，2021）。国家则利用基于平台的协作式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李辉，张志安，2021；姬德强，2021），同时对规模庞大权力集中的平台采取反垄断规制。事实上，平台垄断等“围墙花园”之困，一直是笼罩在平台经济上的一片阴翳。平台兼具以技术互用性为特征的底层控制系统和自我增长式的数据网络，技术逻辑的控制性与价值逻辑的开放性构成了平台媒介的“二重性”，并共同导致互联网权力资源的再中心化，造成新企业入局困难（蔡润芳，2021a）。在腾讯2010-2020的十年开放史中，平台不断增强链接能力，不断融合多元产业主体于同一生态，却不可避免地侵蚀其他创新者的业务，走向垄断形态（毛天婵，闻宇，2021）。淘宝平台创立以来，亦以支付宝与菜鸟物流作为网关，逐渐实现了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段世昌，2021）。互联网企业从垄断走向金融化，被“大厂”蚕食了生存空间的新兴企业从生产实践中退出，将重心转向融资变现，支撑互联网发展的理想主义之梦化为了一夕之间财务自由的持股迷思。

平台经济的发展重塑着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成为社会科学热门议题，其中平台化的数字劳动更是研究的焦点。姚建华（2021a）在《数字劳动》一书中系统分析了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前沿与历史脉络，并从在地经验切入，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平台经济勃兴的背景下，揭示数字劳动与全球外包、技能变迁、情感关系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数字劳动研究主要包括平台用工模式、劳动过程与数字化监管三个路径（孙萍，邱林川，于海青，2021）。针对外卖骑手的研究显示，平台将脱离了传统工厂空间的外卖行业劳动者置于严密的电子全景监控下，将时间竞赛的紧迫感内化于骑手的个体意识，并以弹性工作时间的设定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实现了新型劳动时间控制（李胜蓝，江立华，2021）。诚然，劳动者可以利用非正规技术与平台斗智斗勇，但出租车司机与滴滴出行博弈的过程却显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反噬对抗”的强大能力，司机利用系统漏洞刷单、使用黑产技术、破解绩效制，却换来了系统更加精细和精准的技术优化与管理策略，司机为系统发现、检测漏洞的数字劳动被数字智能装置免费获取，转而强化了平台对劳动者的操纵（丁未，2021）。同时，服务于技术优化的IT领域从业者也遭受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控制。女性程序员在职业的选择、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受到资本逻辑与父权文化的双重宰治（孙萍，2021）。

除了从马克思主义传统路径出发，关注数字化在劳动时间维度上对劳动者的异化，数字劳动研究亦可从“受众商品论”的角度入手，关注空间维度上劳动和娱乐的边界如何被打通（胡翼青，2021）。例如，最普遍意义上的玩游戏就可被视作三个层面上的劳动：首先，玩游戏作为一种媒介使用行为蕴含多种劳动，其次，玩家基于情感和认同展开的生产性文化实践亦是劳动，最后，以游戏为业的群体可在游戏的场域中获得报酬（曹书乐，2021）。与外卖骑手等数字零工的多重反抗不同，创意劳动者以脑力、精神和劳动为核心的数字灵工往往被削弱了抵抗心理。平台以兴趣、玩乐、公平与希望等一系列意识形态理念创造出创意劳动者的主动同意，遮蔽了剥削与控制的本质（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1）。此外，资本亦依托平台垄断、结果管理和数字控制制造出被动的妥协式同意（刘战伟，李嫒嫒，2021）。例如，女主播沉浸在平台所编织的网红梦之中，通过志愿性服从的甘愿劳动，将自身创造的视听内容及其剩余价值贡献给平台与工会（周孟杰，徐生权，吴玮，2021）。女主播需要通过打赏等经济行为或关怀主播等情感行为对观众进行分类（张杰，缪倩玉，2021），并有意识操弄阴柔气质进行性别表演，展现倾听、对话、真诚、有空闲、易接近等特质，策略性地为观众提供亲密感。观众对主播的观看则带有权力和欲望的色彩，强化了资本主义及父权社会将女性商品化的凝视（林怡洁，单蔓婷，2021）。换句话说，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商品化、高度物化的，更像是一场靠礼物续租、排遣寂寞的暧昧游戏（董晨宇，丁依然，叶蓁，2021）。虽然主播可以通过标价、区分和界限这三种关系协商策略，平衡自我异化和亲密关系商品化带来的不道德感，但这些策略本身亦不稳定（董晨宇，叶蓁，2021）。

除了以主播群体为代表的情感劳动，数字劳动中的数据问题也吸引了学者的关注。用户只要使用数字平台，就不可避免地投身于内容或数据的生产之中，后者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增长点（姚建华，徐偲骕，2021）。举例来说，对工作场所的数字监控与智能监控持续侵入劳动者的非工作时间和生活空间，通过视频监控、用户活动监控、定位系统监控等形式采集、存储、处理和分析数据，建构劳动者的数据替身与个人数据库，劳动者成为了数据流的载体与集合（姚建华，2021b）。既然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生产资料，用户产出数据属于基本的劳动环节，平台应向用户支付报酬，如将国有控股大数据交易所的收益以集体转移支付形式反哺社会，通过更宏观的分配制度实现数据反哺（徐偲骕，李欢，2021）。

四

“明星-粉丝”关系与饭圈文化

互联网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粉丝、饭圈文化、网络直播、网络红人、“明星-粉丝”关系等话题也依然是2021年媒介文化关注的焦点（白玫佳黛，2021；胡泳，刘纯懿，2021；尹一伊，2021；秦璇，陈曦，2021；刘国强，蒋效妹，2021；李彪，2021；孙信茹，甘庆超，2021；吴志远，江潞潞，2021；晏青，付森会，2021）。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星文化开始在国内盛行，发展至今形成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粉丝群体（晏青，付森会，2021）。以明星为中心，形成了一种“新型情感网络”，粉丝与明星的亲密关系也成为理解粉丝文化的重要进路（晏青，付森会，2021）。有研究认为，明星吸引感、心理满足感的情感因素和关系卷入度、社会影响度的情境因素是影响粉丝对拟亲属关系感知的两项重要因素（晏青，付森会，2021）。亲妈粉是把偶像看作是自己孩子的粉丝，由于母亲身份的特殊性，外界一直存在着对亲妈粉的污名化理解（白玫佳黛，2021）。有研究者通过对这一类粉丝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亲妈粉追星往往开始于大学前，她们在追星过程中能够保护自我的距离，并保持理智的热情，而在追星过程中所获得与体验到的亲密关系能够使她们成为更快乐、更自主的人，单纯以性欲的纾解或阉割来理解妈粉的行为是一种污名化（白玫佳黛，2021）。

2021年6月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针对“饭圈”乱象进行专项整治行动，“饭圈”话题也一度升温。饭圈文化一般被认为是粉丝文化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互联网产业模式的转变所衍生出的新样态（胡泳，刘纯懿，2021）。有学者提出，饭圈严格来说不能等同于粉丝文化，也不是粉丝文化发展中的某个特定阶段，它可以被界定为“跨粉都”背景中，从粉丝及多方行动主体在复杂冲突与相互协商中被建构出来的一系列文化实践规则，与更宽泛意义上的粉丝文化相比，饭圈的核心在于不同实践逻辑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与中国互联网平台资本、平台技术的发展以及文化全球化有关（尹一伊，2021）。“举报”是“饭圈掐架”的手段之一。一项关于粉丝举报的经验研究显示，粉丝关于其对话空间的权利实际上都被让渡给了微博等商业技术平台，而在内化了流量的商业逻辑后，粉丝群体往往通过谋求与主流政治力量结合来获得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从而增加自身或者降低对手的政治与商业资源（秦璇，陈曦，2021）。可以说，饭圈文化印证了数据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他们自觉参与到了平台资本主义逻辑挟裹下的数据生产过程中（胡泳，刘纯懿，2021），而通过与主流政治力量结合，饭圈文化的运行逻辑也被纳入政治逻辑之下（秦璇，陈曦，2021）。

近年来兴起的“粉圈出征”是互联网时代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实践形式。有研究者以“4·11中泰网友骂战”为观察对象，提出了“日常操演的民族主义”的概念用以解释这一新现象（陆新蕾，琚慧琴，2021）。所谓“日常操演的民族主义”介于重大特殊事件（如奥运会、世界杯甚至战争）与平庸民族主义（如国旗、国歌的日常展示、国际新闻的措辞）之间，它是一种实践的民族主义，参与主体的能动性是日常操演的重要特征，主要体现为当事人对文本的自发审查、对民族主义的策略性利用以及面对不同价值的协商与取舍（陆新蕾，琚慧琴，2021）。可以说，“出征”本身已经成为网络民族主义行动的固定剧目，正是网络的出现打破了大众媒体所营造的树茎状空间感，将信息获取、娱乐、游戏、消费等功能加以整合，而诸如“出征”等网络集体行动的涌现也挑战了一些既有的观念预设，比如将行动主体的日常身体视为惰性身体或是将其行动视为懒人行动主义，又或者将娱乐性的群体行动与政治性的集体行动作二元对立的区分（王喆，2021：4-6）。事实上，在网络社会中，数字青年的存在已经很难被还原到“肉身”或“技术”的任何一端（王喆，2021：2），由此出发，有研究者就提出“身体部署”的概念，“部署”指称存在于种种异质元素间的联结本质，“身体部署”强调以身体作为中心节点，探讨围绕身体形成的技术、经济、话语、行动决策等元素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王喆，2021：10-11）。这种聚焦数字青年的网络具身行动，从具身性的进路出发的研究将有助于提供不同于单从技术或行为出发的实践空间（王喆，2021：2）。

五

数字媒体赋权

老年人、青少年的媒介使用依旧是2021年中国传播学关注的一个焦点。比如，对老年人在微信平台分享健康信息的对象、类型、动机与反馈情况的研究（陈娟，甘凌博，2021）、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刘毅，曾佳欣，2021），以及父母干预与青少年手机游戏成瘾研究（黎藜，赵美荻，李孟，2021）等等。除了上述具体的媒介使用动机、行为研究外，还有一些另类研究更强调将媒介使用置于日常生活中进行理解。比如，有研究就以三重勾连理论为研究框架，对华北村庄的老年人进行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在生活器物、文本内容、空间场景三个方面考察了这些老年人的短视频实践，研究发现这些短视频实践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娱乐事项，更是一种能动的、嵌套于他们日常的新型生活方式，其背后反映的是老年群体对数字生活的再嵌入（何志武，董红兵，2021）。在对老年群体媒介使用的研究中，驯化理论是一个常用的理论视角，这一理论关注技术从“野生物品”到深深嵌入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日常物品”的过程，强调技术、人和社会情景之间的互相影响（周逵，何苒苒，2021）。有研究通过对年长者玩家及其家庭成员的访谈和观察，认为年长者对于游戏的驯化过程是一个反复波动的动态过程，对长期的银发玩家来说，当他们在玩游戏的路途中经历衰老和生活转变，他们会需要对网络游戏的再度驯化，在这个驯化过程中，他们改变网络游戏所赋予的意义，并且将其重新融入家庭生活之中（周逵，何苒苒，2021）。也有研究通过对山西村庄3个家庭微信群的参与观察和访谈，发现年长世代是驯化家庭群的主导者。他们或独自或与年轻世代共同完成家庭群的建立，在驯化的客体化与整合阶段，他们根据传统礼数一步步驯化着家庭群的风格，并对其进行独特又传统的文化意义建构，最终构筑起一个社交媒体内的家庭文化空间（王炎龙，王石磊，2021）。

在数字媒体赋权的视野中，数字媒体的使用能够帮助特定群体展开自我传播。例如，对癌症患者社交视频日志的内容分析显示，患者通过数字复合媒介与具身展演建构了医疗化、感性化、商品化的身体图像，并将其嵌入社交情境，在观察者的鉴定中认知和调整自我。其追求健康与活力的积极表达，挑战了癌症患者被动无望的社会想象（徐亚萍，李爽，2021）。不过，并非所有研究结果都指向乐观的赋权图景。对微博自闭症议题的社会网络分析显示，商业、资本和流量逻辑渗透于该议题的传播实践之中，制造了大量伪信息和虚假转发，使得主体数据呈现“泡沫化”特征，稀释了对自闭症群体的注意力资源。而自闭症群体及其照护人群几乎失声，被排除在中心节点和转发网络之外，其内生性赋权非常微弱（黄月琴，黄宪成，2021）。利用数字媒介卷入新型经济实践的残障人群虽然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与社会化渠道，却难以保证就业质量、培育可持续的生计环境以及发展性的职业生涯（章玉萍，2021）。农村短视频的创作者亦在流量竞逐中陷入多边市场的剥削和规制审查的风险（曹钺，曹刚，2021）。而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双薪夫妇，虽然能一定程度上改变小家庭的权力结构，但这种平权是是语境化、功利性、暂时性的。微信沟通将实现内部平权的小家庭重新嵌合于农村大家庭，使得小家庭依然受农村陈旧父系继承观念的宰制（曹晋，曹浩帆，2021）。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在不同的生活结构与文化脉络中，未必带来相同的结果，因此应采取社交媒体在地化的方法论和操作框架，深入到具体的使用情景中去理解人及其实践活动。农村人群的技术使用并未摆脱地方共同体文化的约束，仍根植于乡土社会结构与文化逻辑之中（孙信茹，2021）。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媒介对女性群体的赋权。对女性美妆视频直播的研究显示，女性能动的可见性彰显出强大的性别解放潜力与政治意涵（曾丽红，叶丹盈，李萍，2021）。但在一些信息传播领域，仍然能够发现性别偏向的存在。比如，对于新闻客户端自动语音播报功能的研究就发现，绝大多数新闻客户端仅提供一种性别的声音，而在一些新闻客户端中也呈现出“男声用于硬新闻、女声用于软新闻”的偏向（黄雅兰，2021）。同样地，对女性偶像养成节目《创造101》的分析也发现，女性在打破刻板印象、建立主体性以及参与公共领域方面部分“夺权”，中国也似乎进入了后女性主义时代，但实际上女性媒体角色还是以“魅惑”男性的姿态出现，男性霸权下的外表压力转化为自我物化的趋势，继续支配女性（钟方琦，2021）。

而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下，技术问题对于性别话语书写的重要影响被予以特别关注，要想实现对性别话语的重新书写，就必须将技术、身体、叙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于磊，2021）。从韩炳哲和基特勒的技术理论资源出发，有学者详细分析了新媒介技术对性别话语叙事的建构所造成的困境，并分析认为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对“技术-身体”作为递归关系整体的不可分离性可以为我们克服这一困境提供启发，这一点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的哈拉维（Donna Haraway）“赛博格”的技术-身体共构的概念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旨趣。总之，从技术的角度出发重新书写性别话语，可以依赖于以媒介技术物为导向的媒介现象学和以“技术-身体”后人类为主轴的人类学结合起来，共同作为女性主义媒介批判的学术资源（于磊，2021）。

与西方相比，中国对（后）女性主义的关注要晚得多。作为一股西方思潮，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女性主义思潮及理论开始进入国内妇女学界和传播学界（卜卫，2021）。进一步推进地方知识生产，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应该对“理论”“媒介”“妇女/妇女经验”和“在此知识谱系和传统”等保持反思，注重概念、理论的社会情境性，在思考媒介技术变迁的过程中也应该关注使用技术背后的不同人群，尤其是不同阶层妇女的日常使用经验，从不同阶层妇女的生活实践出发，将她们使用的传统媒介或另类媒介经验等包括其中（卜卫，2021）。尤其是，中国的女性主义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脉络考察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中国一直是父权制的传统农业国家，女性问题从来都是与国家、民族议题捆绑，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女性自身的解放运动使然。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应特别关注女性在意识层面所遭受的压迫（钟方琦，2021）。

六

疫情与健康传播

2019年底开始，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21年，疫情仍持续着，疫情在全世界推动着数字化转型，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深度形塑着社会化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四个方面的议题体现为：一是全球环境传播危机凸显，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将1890年及1918年的“大流行病”与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比，强调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健康和环境危机呈现的是一个长期的紧急状况，大流行是对自然进行掠夺、被经济进步话语合法化的加速环境灾难的产物，各国需要担当责任，合作建立保护自然环境的全球新秩序；二是疫情所带来数据监控与隐私保护议题，研究者集中探讨了政府与企业合作展开的追踪技术应用将如何影响公众的个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认为国家-企业技术监控技术可能导致全方位监控、科技巨头掌握敏感数据、侵犯公民权利等问题，公众应当积极响应，以维护民主原则为目标对其大力支持，防止政府或企业滥用监控技术；三是虚假信息与阴谋论议题，媒体平台缺乏有效监管，自动化技术推动虚假信息传播，主流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讨论虚假信息，带来“信息疫情”，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事实的认知可能受到干扰，行为上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最终导致整体上疫情防控的受阻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四是在线工作的议题，物理隔绝使线上生产生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开来，带来科学领域的全球合作需求与右翼民粹主义掀起的民族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导致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国家之间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并且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生活转型引发社会系统重塑问题，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更极度担忧政府所采取的紧急状态会在将来变成常态（曹晋，默多克，张艾晨，曹浩帆，2022）。

此外，全球化和旅游经济因为疫情带来的封锁受到影响，“后疫情时代”虚拟地理和现实地理交织在一起，在虚拟和现实的模式中，存在着多种力量支配和流动性的政治活动，Covid-19在进一步加剧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现有的不平等和“锁定”穷人剩余的流动性（莫利，王鑫，2021）。疫情所导致的“封锁”持续时长和影响程度虽未知，但防疫活动和健康传播动员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早在疫情爆发之初，标语体现着防疫活动中的健康动员潜力，承担着健康传播和健康动员的媒介责任，为了有效防控疫情，在充分考虑政府诉求和民间意志之后，标语被中国基层组织用来组织“防疫宣传”和“健康动员”，通过修辞语态、暴力符码等话语策略，“防疫”标语落实着对个体健康动员的意图，标语依据“我-家-社区-社会”的路径构建利益共同体（胡雨濛，2021）。健康传播和动员活动的背后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有研究提炼出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变量，通过量化方式验证着集体主义价值观中的垂直主义价值观，对防疫中的个人行为、社交行为及总的防疫行为所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尤其垂直集体主义价值观有助于促使中国的中老年群体更为积极地采纳官方所倡导的防疫措施（杨莉明，徐智，2021）。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媒介接触会影响防疫的反应，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特色，使得仰赖不同渠道的民众产生不同防疫反应，研究发现，民众的风险认知和其是否采取防疫行为无关，电视却有着放大风险的效果，增进民众对风险的认知，并促进恐惧情绪增长，经常从电视接收新冠肺炎讯息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会更积极地采取诸如戴口罩等防疫行为；而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民众较有可能采取日常防疫行为（施琮仁，2021）。就疫情信息的媒介接触、新闻认知和媒介信任来看，新冠疫情下中外大学生群体的媒介接触以社交媒体为主，但是社交媒体的信任度偏低，新闻媒体报道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医学媒体成为重要的补充信源，群体需要动态信息和社会支持类信息，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群体可能遇到信息焦虑问题（李晓静，付强，王韬，2021）。

媒体主要通过情绪产生影响，诸如对于疫情的恐惧感，能促发群体采取行动，情绪对人类行为的驱动比认知有效（施琮仁，2021）。媒体通过情绪影响认知，媒体本身就塑造着“延展性情感空间”，社交媒体重塑公众哀悼与情感表达的形态，重构哀悼者与逝者、以及哀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形塑出独特的情感公众，也构成集体记忆的独特书写实践，网民能够通过网络集体悼念公众人物，媒体帮助突破传统哀痛和悼念的短期性时，保存着情感和记忆，社交媒体是已逝公众人物的情感寄托载体，也是平凡人们的心灵慰藉之所（周葆华，钟媛，2021）。

七

物质性与身体问题

作为人文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认识论变革，“物质性转向”陆续出现在近几年传播学的讨论之中，传播学研究中，物质性内涵得到反思，媒介物质性的经验维度被发掘，媒介中的身体得到重新思考，媒介物质性更和技术现象学、社会理论、媒介政治经济学结合，体现研究者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

传播学研究中的物质性是什么?鉴于物质性理论来源分歧，物质性研究中传播边界问题，物质性是什么的问题尚未厘清，研究者分析了物质性理论来源的技术理论取向、政治经济学取向和社会理论取向，认为物质性不是“object”概念上“人”的对立面，不是“matter”概念上一些列属性的集合，是“materiality”意义上能在特定情境中产生影响，包含“thing”的概念上的对象、场所与身体这三个经验意义上的类别，依托这三个经验意义上的类别，传播的“物质性”取径要求建立“非媒介中心”视角，重视实践和情境中（媒介）物的技术特征对传播实践的改变及其结果造成的影响，注重考察媒介物对社会行动的“限制”与“示能”（戴宇辰，2021d）。

为了从经验维度恰当分析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媒介物质性，有研究者基于贵州“大数据中心”和华为与高通围绕5G技术标准的竞争这两个案例，分析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分别在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上所呈现出的媒介物质性实践。研究发现，围绕贵州“大数据中心”的铭刻物质性实践生产了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性，形塑了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规制逻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存在和运作方式，而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数字物质性实践过程中，多元主体在互联网技术标准的物质性实践方面步调一致，其中民族国家是影响互联网技术标准定义与竞争的重要考量，但不同行动主体对数字物质性的话语建构呈现出技术民族主义与市场利益的双重博弈过程（束开荣，2021）。

通过质化的研究方法，从一种媒介化经验的维度，以媒介物质性视角为依托，研究者分析作为物质性的力量嵌入、渗透到儿童日常游戏生活的过程，从自然世界到赛博空间，从手工制作到产业化，从群体玩耍的强联系到私人消遣的弱连接，从人玩游戏到游戏玩人，研究者强调数字媒介存在的逻辑本身，尤其是媒介物质性体系让少儿游戏变化，而非夏瓦所研究的媒介产业体系的作用，“只有媒介物质性才能使媒介化成为可能”（胡翼青，陈洁雯，2021）。除了游戏，日常生活中的截屏实践也是媒介化生活的缩影，不过，截屏为“物”的实践更多体现着技术从被需要、设计和使用到成为战术工具的过程，技术是权力对抗的重要战术工具（宋美杰，陈元朔，2021）。

物质性视角下，“网络化身体”概念被引入，作为“人肉”的身体不再被认为比信息技术低效、倒退，甚至反现代化的范畴，身体实际上中介着人与网络的关系，围绕“人肉”之身体所衍生的具身传播实践，以拉图尔视角下具有物质性与文化特征的身体为基础，“网络化的身体”这一概念表明人体成为媒介的延伸，人的身体作为技术系统的“补丁”存在，是能够生产数据、成为网络的义体，物质性身体又可作为破坏网络秩序的“病毒”存在，切断与网络的连接。此种传播技术与身体的视角提供了一个消除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契机（刘海龙，谢卓潇，束开荣，2021）。

从技术现象学视角，研究者分析了“万物皆可带ID”的身体行动实践，技术改变着主体的感知和行为，物理身体“技术缺席”，技术身体“物理到场”，反映着“视觉文化的现代化转向”结果，隐喻着媒介空间生成等诸多结构性问题（刘国强，蒋效妹，2021）。物质性研究也和其他理论视角不断结合。物质性研究中引入了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者追问着算法“物质性”背后的价值逻辑与权力关系，以美团“超脑”系统为例，研究分析算法物让劳动抽象化，社会人变成系统人，在平台多边价值交换体系中的算法，让处于博弈弱势的一方（如骑手）陷入结构性贫困（蔡润芳，2021b）。媒介技术和社会理论视角交汇让数字技术的物质性得到反思，研究者思考人类废弃物——电子媒介垃圾产生的媒介技术原因以及政治与文化共谋的社会过程，呼吁一种废弃社会的理论视角（刘于思，赵舒成，2021）。

八

算法与人工智能

社交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推动算法向各个领域渗透。到今天，不论是个体还是机构越来越多的认知与决策，实际上都是在算法的辅助甚至是主导下完成的（彭兰，2021）。在算法社会中，人被全程数据化、标签化，算法作为一种中介，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推动、影响了共同体的形成和改变，算法权力正在不断被巩固（彭兰，2021）。这种不断被巩固的权力却日益引发担忧——依靠算法等数据逻辑而组织的社会生活究竟可能面临何种困境?在社会科学领域，计算科学自2009年被正式提出以来，在过去十余年间经历了快速发展。由于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计算社会科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范畴，能够更加有力地描述社会现象。相较于初始期，计算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困境正日益引发关注。某种程度而言，计算社会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知识生产方式，适用于拉图尔所提出的计算中心的理论框架。而按照这一理论框架，计算科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数字媒体公司而不是研究者或受众构成了计算中心的主导者，这就会引发一系列诸如数据霸权的问题（王成军，2021）。对于普通人而言，算法则更像是一个“黑箱”，具有强烈的不可见性。而对于作为公共大众的用户来说，他们是如何想象算法的、这又如何影响他们的使用，就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2020年11月16日，因当天抖音推荐算法疑似出现故障，#抖音推荐#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研究者聚焦这一“算法崩溃”时分，对用户与算法之间的互动展开考察。研究发现，物质性、中介体验和情感态度构成了“算法想象”的核心元素，勾勒出算法可供性的基本面貌。而当“算法崩溃”，用户与算法之间的互动逻辑主要表现为算法人格化、自我归因和群体想象。算法可供性以一种用户认知和想象的形式呈现出来，强烈影响着用户的算法使用策略和行为（皇甫博媛，2021）。

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工作领域正式宣告形成（王颖吉，王袁欣，2021），聊天机器人、家庭照料机器人等也随之发展起来。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机器人的发展也引发了较多关于人机交往互动、人机关系等命题的思考。比如，有关社交机器人刻板印象的研究就显示社交机器人的社会化线索可以引发人们的无意识反应。比如人们会根据社交机器人的外观、姓名等对其性别、种族乃至于性格等进行分类。而基于这种分类，人类也会将人际交往的种族偏见等刻板印象延续到人机交互中，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情感行为反应（申琦，2021），这就开启了研究者对社交机器人这一更加活跃的社会行动者调节社会偏见的思索。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聊天机器人大都是被用于工作的任务型机器人，聊天功能只作为辅助功能存在（王颖吉，王袁欣，2021）。但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人类试图将机器人作为完美聊天机器人的类人化幻想却愈加强烈（王颖吉，王袁欣，2021）。对于这种幻想，有研究者认为它本质上忽视了人类闲聊及其语言的身体性起源，聊天的目的沦为语义上的无差别和谐。但如果我们将聊天看作“生存论意义上的人类实践活动”，看作包括场景、身体、欲望、话语、意义、传播等要素聚集形成的“具身心智现象”，那么可以设想闲聊机器人本身的进化可能导致人机关系在伦理方面的失控（王颖吉，王袁欣，2021）。

当人与媒介技术之间不仅是具身的关系，更有可能是它异的关系时，传播学就不仅应该思考人和机器如何交流的问题，更应该思考这种交流将会形成何种社会关系，又会怎样反作用于人类社会本身，比如经典的权力分配、技术可供性背后的政治经济约束因素等等（申琦，王璐瑜，2021）。这种追求多元平等的信息传播设想有着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有研究者追溯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学术生涯与控制论的起源，发现对于维纳来说，控制论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可能变成少数人通过数据对多数人的奴役，它“潜在地将自由的主体行为消匿为控制的轨迹，使普通人成为被‘恶棍’操纵的‘蠢货’”，这种对立从表面上看是人与数据和机器的对立，但背后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王洪喆，2021）。在维纳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控制论的焦虑情绪，也体现了其强烈的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但可惜的是，被维纳所加于控制论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自动化、劳工问题、赛博格与人本主义的讨论，却在后来遭到放弃，对于建立在数据和算法之上的未来社会则被想象成一个去除管制的、多元市场的开放系统、一个控制论开放社会（王洪喆，2021）。在今天这个数据主义困境中，回溯这段历史，有利于帮我们对信息传播的未来可能性生成更多样的想象（王洪喆，2021）。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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